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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的学校教育取得“异常成功”。

明治政府追赶欧美，积极开展近代国家建设，于1872年颁布《学制》，提倡“立身出世主义”“国民皆学”和“受益者负担”政策，实行初期教育义务化。虽然开始时有民众抵触，出现砸烧学校和拒绝入学等现象，但之后义务教育迅速普及。1900年学费取消，进一步助推了义务教育的普速及，很快小学升学率就达到了 90％。对于学历主义，人们在1877～1887年尚处于混沌的认知阶段，但到1897～1907年，学历的重要性甚至开始获得平民的理解。相当于现在大学升学考试的高中入学的竞争倍率，在1887～1897年不足2：1，但到1907～1917年却达到4:1乃至5: 1。虽然只是在某些地区，但“激烈的应试竞争”已然出现。

1937年，爱知县冈崎市的“寻常小学校”。明治维新后，文部大臣森有礼颁布了《小学校令》。小学被划分为寻常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两个阶段。只有寻常小学校属于义务教育阶段。

从学校制度得以迅速渗透的社会背景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日速本，其国家控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就拿义务教育的普及过程来看，与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英国相比，日本就有着巨大的差距。在英国，为顺应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浪潮，民间的宗教团体首先面向劳动者教授必要的工读写和算术知识。而在日本，国家体制介入教育的时间较晚，最早介入是1833 年，由国库出资负担一半的学校建筑费用，而且，当时日本尚无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也无国立学校，介入方式也仅限于由大藏省向运营中的民办学校拨发补助金。国家教育立法始于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真正落实上学义务化要等到1876年禁止未上学人员就业的教育法颁布之后，如果仅看年份，日本的学校制度走在上学义务化之前。在英国，近代的初等教育首先是民间根据工业化引发的教育需求进行推动，国家只是在事后进行修修补补并分阶段推动教育制度化建设。而日本在没有出现教育需求之前，国家就动用司法行政手段施行义务教育制度，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在近代化进程中后发性和压缩性这一历史条件下，日本的学校和学历主义开始出现如下特征。

第一、教育出现高度开放性和竞争性，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学历竞争蔓延到整个教育界。

著名作家小泉八云最早就是作为的英语教师来到日本的

面对近代化的急切需求，日本高等教育以招聘外国教师用西欧语言讲授西欧知识而起步。另外，中等教育缺乏实质性内容，仅被消极地定位为初等教育之后的教育阶段。而西欧的中等教育则是面向中产阶级子弟，是为过渡到高等教育做准备而设立的学校，具体有英国的文法学院（grammarschool）、德国的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um）以及法国的后期中等教育机关（lycée）等。但在日本，由于贵族、武士等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势力受到削弱，需在产业化过程中壮大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仍不成熟等原因，中等教育未能定位在以促进中产阶级在文化和职业上的再生产为目标、传承古典素养这一点上。结果，面向传统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私学不发达，旧统治阶层在学校的文化优越性相对较低，围绕帝国大学的一元化竞争开始形成。

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到1904之间拍摄）

第二、确立了升学机制，即与“获得毕业资格”相比，“通过入学考试”对能否升学更具决定性。

在日本，学历由各学校单独授予的毕业证书来确定。德国的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和法国的高中毕业考试（baccalauréat）等就是一种检验中等教育学业完成度的资格考试，高等教育对考试合格者一律敞开大门。然而，日本的高等教育对一定的教育内容的学习不存在普遍性的资格要求，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实施入学考试取代资格考试。因此，即便同样是“大学毕业”，其威信也因毕业学校之不同而相去甚远。另外，与是否学到知识相比，大学入学考试更突出对考生进行排名的选拔功能，成了为考试而考试的竞争工具。

追本溯源，入学考试之所以比毕业考试有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当时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学校体系尚不完备，而且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因此，在一体化的毕业认证困难等情况下，有必要对参差不齐的考生学力水平加以控制。甚至，入学考试在经历了一体化学校制度初步成熟的1887～907年，仍然强势存在着。究其背景有如下两点：（1）大学预先设定的是欧美水准，日本社会实际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与此相比存在巨大的学力水准差距；（2）对于急速升温的升学热，国家因受财政制约，难以支持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进行扩招，无法做出迅速应对。

第三、学历主义不仅渗透到政府岗位和专业岗位，而且渗透到了企业仅当中。

在学校制度早于近代化而建立起来的日本，有能力支撑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核心人才短缺，因此不得不通过学校进行培养。这一点与实业界和学问至上主义界限分明的西欧国家相比，区别尤其明显。企业开始奉行学历主义，是后来学历主义向日本全社会蔓延的重要契机。明治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官员和专业技术人才。而从大正到昭和时期，其承担的任务则是打造在产业化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企业员工队伍。从明治末期开始，财阀系大企业开始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担任白领。在企业中代表员工地位的薪资和升迁等与学历和出身校直接挂钩。此机制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而得以推广。

大正时代的日本中学课外活动场景

大企业中的职员，均被按照性别、学历和出身校的不同而明确区分开来。在男性中，高等教育毕业的是“社员”，中等教育毕业的是“准社员”，仅有初等教育水平的是“职工”和“劳务者”。女性职员中没有高等教育毕业的员工，中等教育毕业的是“女事务员”，仅受过初等教育的为“女工”或“工女”。而且，在20 世纪 20 年代结束之前，这种“企业身份制”已经开始在日本大肆渗透。

严格来说，很难界定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历史文化特征的反映，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后发效果”这一一般性的说法来解释。在这里暂时可以确定的是，以上状况，都成为后来“成员资格主义”形成的基础。

形成于明治时期的学校和学历主义的各种特征，暗示着近代的“理想”具有双重性。近代学校教育制度，是人才配置的法则由属性主义转变为能力主义（meritocracy）的关键。能力主义是一种根据“你完成了什么”（能力、业绩）而不是根据“你是谁”（属性）来决定社会地位的机制。在学校，成绩决定你的出路；而在企业，业绩决定你的升迁和薪酬。可以认为，在工业发达国家，能力主义是被作为基本的人才配置法则采用的。

明治时代初期在东京府设立的开成学校，是日本当时最早的“专门学校”之一

但是，能力主义归根结底还只是一种“理想”，“现实”情况是，经由学校教育制度，身份和地位得以再生产，这一点在西欧社会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因为，与高等教育衔接的中等教育内容，与中产阶级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联性，不具备这些文化素养的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能力”如何的问题之前，就早已被置于不利的境地。

就像早期学历主义的第一批受益者是过去从事政府相关以及某些专业领域的工作的原士族阶层一样，日本的学历主义与上述情形也并非无关。但是，日本的立身出世主义和教养主义不排斥靠农业起家和来自地方的人们，甚至因为对这些人保持着文化亲和力与包容性而为人所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社会所具有的这种被迫尽快摆脱前近代影响的后发性，就结果而言，反而实现了一种比西欧更加接近近代的“理想”的“能力为本的开放式选拔”。但是，立身出世主义和教养主义的发展，与教育内容的空洞化、学历主义的全面覆盖以及激烈的竞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学历给许多人提供了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平等性的实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等性的实现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实现的，即它使得一个人生命记录中的那些生活和历史与在学校所掌握的知识和教养之间的有机结合被切断了，教育内容仅剩空壳，“无论对怎样的出身背景的人来说，它都有同样程度的疏远”。

虽说如此，实际上当时能够靠学历出人头地的只是部分上层人士和富裕人士炒股如何利用杠杆，平民百姓仍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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